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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夫

诗意可栖心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(撷)转:山涧:诗歌的直径  

2015-05-10 14:19:11|  分类: 撷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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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歌的直径

山     涧

 

  写实和写意,是两种被认为几乎对立的艺术表现手法,古今中外的诗人莫不对此经历过取舍和选择,直到在自己的创作中找到平衡。

  诗歌要不要介入现实,如何介入现实?诗歌中的“现实”应该如何定性和呈现?当下诗人对此争执和分歧较大。目前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对于现实题材的处理,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做法。一种是纯写实,以社会见闻入诗,有时不惜让语言降为口语,这种纪实诗歌快捷、真实,富于生活气息,捕捉现实细节和经营诗意形象的是主要艺术手段。而另一种,是对现实生活有所抽离,一个现实题材在诗中只是反省和抒情的契机,直至采取夸张、漫画、寓言等手段,对现实的反映曲折进行和侧面切入。

  这两种类型的诗歌,到底哪种“直径”更大?前者在经营表面的诗歌“直径”,但容易形而下,过于泥实,反而局限了诗歌的辐射力。后者表面抽离现实,但有时反而能够在更高的层面抚摸现实,放大诗歌的现实“直径”。有时人们会批评某类新闻诗、纪实诗变成了散文丢掉了诗性;有时人们会批评诗人过于凌空蹈虚,不食人间烟火,甚至“自绝”于人民。着眼于不同角度的批评,能不能找到最后的“共同地带”?以色列诗人耶胡达·阿米亥的《炸弹的直径》,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参照。

  读原作之前,不妨先读一下两个改编版吧。

 写实版:

 这枚炸弹的直径为三十厘米\有效杀伤范围约七米,\死者四名  伤员十一。\在它近旁,是两家医院\和一座墓地——一位年轻女人\埋葬在故乡的城市\她已听不见:一百多公里外的远方\在那个国家的遥远海岸\一个孤独男人的哀悼\和孤儿的哀嚎

 写意版

 不只是三十厘米\在它周围\痛苦和时间构成更大的圆圈\而远方\孤儿们的哀嚎\涌向上帝的宝座还\不肯停歇,(直至)组成\一个没有尽头、没有上帝的圆圈。

  经过这样节选式的改编,其实仍然可以成诗。写实版提供了诗本事,并且仍然有虚写和实写的结合,从“三十厘米”到“一百多公里”,炸弹的“直径”已有形象呈现,结构的张力已表现了反战的主题。当然,这个写实版比起杜甫的《石壕吏》的叙事来,又更模糊一点,没有写那一场战争、那一个国家、那一个年代,只是隐隐约约有具体的人事,最具体的事实就是“死者四名  伤员十一”,以及两座医院、一个墓地、一位年轻女人。因此,阿米亥诗歌要做的不是证史,而是呈现人类的一种悲剧现实。

  写意版的“直径”似乎又更大,从“三十厘米”到“一百多公里”,直到成为“一个没有尽头、没有上帝的圆圈”,从物理空间到精神空间,“没有尽头、没有上帝”,带来巨大的震撼力,把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放大到极限,而且追究了战争对人类信仰的损害。但写意版存在一个致命问题,是整体都是智性说理,虚处落墨,显然抽掉了现实的底座,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诗歌的内核,这是诗歌不能承受之“轻”。

  在这样一种矛盾中,那阿米亥会如何选择呢?他的实践是融合。

 原创版:

 这枚炸弹的直径为三十厘米\有效杀伤范围约七米,\死者四名  伤员十一。\在他们周围,一个由痛苦和时间构成的\更大的圆圈里,散落着两家医院\和一座墓地。而这个年轻女人\埋葬在她故乡的城市,\在那一百多公里外的远方,\这个圆圈放大了许多,\越过大海在那个国家的遥远海岸\一个孤独的男人哀悼着她的死\他把整个世界都放进了圆圈。\甚至都不愿提到孤儿们的哀嚎\它们涌向上帝的宝座还\不肯停歇,(直至)组成\一个没有尽头、没有上帝的圆圈。

  虚与实的调配,一直是文艺创作中令人着迷的问题,我们当然无法通过一首诗或一类诗去确认诗歌应该有的“直径”。有人认为,杜甫“三吏三别”,不如一首《春望》。作为一个经历战争的人,后代的读者其实无法要求杜甫如何把战争放进诗歌中去,杜甫有他自己的选择和触动,不需要听从读者的意见。显然,无论是宏阔抒情的《春望》,还是快笔速写的“三吏三别”,都是一种十分需要的文艺实践。阿米亥也是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,写过不少描写战争的沧桑,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和摧残。他有时也会像杜甫一样,细处着笔,“直径”显得细小,但是有力、有锋芒,像针尖一样。比如《七首陷入战争的哀歌》第四首——《我发现一本动物学老课本》。

 我发现一本动物学老课本\布莱梅版,第二册,鸟类:\它讲述,以甜蜜的语言,乌鸦\燕子或樫鸟的生活。很多\哥特体印刷错误,但有大量的爱:“我们的\长羽毛的朋友”、“向更温暖的国度\迁徙”、“巢窝,小不点的蛋,羽衣,\夜莺”、“春天的先知”——\那“红胸脯”的知更鸟。 \\它印刷于1913年,德国\在一场战争的前夜,那成为我的\所有战争的前夜。  \\而那个死在我怀抱中的好友,死于\他流出的血和阿什杜德的沙中,1948年,6月。 \\哦,我的红胸脯的\朋友!

  一场以色列独立战争,阿米亥举重如轻,并没有正面描写战争。这首诗是纯写实的,但写实的角度是非常奇特的,从一本印刷于战争前的动物学老课本入手,从书上一只“红胸脯”的知更鸟,联想到战争中“我的红胸脯的/朋友”。其实战争的场景只有一句,“那个死在我怀抱中的好友,死于/他流出的血和阿什杜德的沙中,1948年,6月”。课本的无力,战争的残酷,鸟类的美丽,战友的悲痛,以一种冷热情的笔调呈现在字里行间。诗歌中记实的“直径”并不大,但与杜甫诗句“落花时节又逢君”一样平静,苍凉和沉郁,指向了整个战争,所以直径又是在无限放大,这就是诗歌营造的张力。

 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,似乎现实主义一直是儒家的根基,是官方的倡导,然而中国诗歌的传统却相反,对太写实的作品往往充满抵制和警惕。比如《唐诗三百首》,忽略了白居易影响较大的“新乐府运动”成果,只选取了他的《琵琶行》和《长恨歌》。同样是社会现实,白居易新乐府诗歌中的社会病相和人间苦难,为什么不如《琵琶行》和《长恨歌》容易触动读者呢?这表明诗歌这个体裁是有所专长、有所偏倚的。

  诗歌如何介入现实?悲悯情怀、眼睛向下、低层写作,与精神高蹈、纯诗写作、唯美路线,是不是天然的对立?诗歌反映现实的“直径”,到底可以有多大?我们不妨把阿米亥笔下的“炸弹”,作为一个诗歌的比喻,以“炸弹的直径”来理解“诗歌的直径”。我们会发现,一切都是辩证的,相互依存的。一味高蹈,容易窒息;一味写实,易失诗性。只有合理地找到平衡,而且在题材的变化中作出最佳的选择。我们要相信诗歌的“炸弹”,既要有实的底座,也要有虚的提升。

  为此,诗歌的“直径”不只是针对现实的尺度,不是用来估量社会现实在诗歌中的比例和重量,而是估量虚写与实写之间那个合理衔接,估量语言表现力与艺术效果之间的那个最佳间距。

 

     山涧范剑鸣,网名山涧。70年代生于江西瑞金。在《诗歌报月刊》、《诗刊》、《星星》、《创作评谭》等刊物及一些报纸

      副刊上发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上百篇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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