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歌创作谈
玉上烟
诗歌是人类的另类呼吸。一首首好诗，就如同一列列山峰，它们在遥远的地平线上，闪烁着微光，吸引着我们前行。我甚至固执地认为，拥有诗歌的人，就拥有了永恒的时间。
我一直在思考，诗歌到底应该怎样写。我想，诗歌脱离了现实生活无异于是空中楼阁。让现实生活更多的介入诗歌，才能让世界和诗歌进行对接，从而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写作之路。
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，很多人讨论过，有人倾向于写什么永远比怎么写重要，我觉得二者是辩证的，互为补充互为因果，“大我”在舒婷时代是最流行的，到了韩东那里就变成了“像上帝一样思考，像平民一样活着。”“大我”不能高蹈，“小我”不能低俗，不管是什么样的“我”，只要能关注民生和社会，就有可能写出好诗来。
瓶子里是酒，就不会倒出水来，写什么不是你自己决定的，人是社会的产物，我思故我在。怎样写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顺其自然。诗歌是生活赐予人类的礼物，“也是一种自然之物”（于坚语），要懂得遵从她，驾驭她，迎合她。同一个题材可以有500万种表达方式，因而诗歌的可能性非常大，关键在于你是什么样的诗人。
大连三面环海，海洋这个天然的磁场，让我的诗歌不断出现海的意象和与海有关的物象，海浪、礁石、沙滩、海风、船、盐、海岛等，它们是我诗歌的组成部分。写海的人很多，可以说每种意象都被人用过，关键是能否用自己的手抚摸大海，让自己的心和大海的潮汐合在一处，这样的诗才是新鲜的，独特的，一首出乎意料的诗会轻易地将我们灵魂的拉链拉开。
2011年，因为工作，我只身来到了江南。 南方细腻、温婉、秀丽，在这个言语不通、饮食迥异的环境中，我开始了人生新的博弈。陌生的地域，激起我创作的欲望。2012年，工作闲暇之余，我的足迹遍布了江南。在宁波，我寻访过日湖，月湖，东钱湖，我抚摸过石浦古镇，一次次静默于三江口。一波一波的江涛，如同巨大的齿轮。我觉得自己有着和江水一样的灵魂，或平静或狂野，充满着黑暗的热情。古村，小镇，遗址......还有那些令我万分欣喜的花草树木，它们在爱抚着我，在激活我这个异乡人的心智和情感；我去过绍兴，在沈园徘徊良久。在兰亭，我想起了老子，庄子；在鲁迅故居，我坐进了咸亨酒店，吃了茴香豆，喝了绍兴老酒；在西湖，我的呼吸被攫住，我需要用上这些词语：美妙，安恬，梦境......在灵隐寺，我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；在婺源，面对一望无际的油菜花，我泪流不止，我一度盲视了多少美啊，我为自己的虚无感到羞愧；在清澈的永川河，我有跳下去的冲动；在厦门鼓浪屿，我索性做起了浪子，醉酒，唱歌，跟一只猫合影；在永定土楼，面对令人张口结舌的建筑，我叹服我迷茫；在云南，我是石林的阿诗玛，大理的金花......
在江南的收获是丰厚的，富足的，江南给我心灵带来的撞击是巨大的。新的视野和多元文化带来的不仅仅体现在言说上，对人生的困惑、信仰、乡愁、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心灵深处的孤独，我有了新的体验和启发。我希望我的诗既能拥有北方天高地远的开阔、大气，同时又具有南方的细腻，温润。
对于题材和主题，我从来不刻意，但每一个阶段我都有一个计划，比如这段时期的诗我注重突出女性意识，关注眼下时代女人普遍的感情及出路，开拓诗的广度和深度。题材、主题，形式和风格如果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态势，就会对读者产生新鲜感和吸引力。如何能够写出时代感和新鲜感，的确是有难度的大问题。在写法和切入角度上都需要新的突破口。
好的诗人总是不断地否定自己，就像毕加索，当别人津津乐道他的蓝色时期，他已经进入到立体主义时期，超现实主义时期。只有敢写的人才能获得更大的进步，如果没有创新，就会陷入自我模式化。对诗歌的实验性，我很认同。在诗歌手法和表现形式的陌生化上，我会继续尝试。
写作靠灵感是不够的，一个好诗人必须通过精神的历练获得智性的经验。我也会遇到困扰，写不出来时，我就大量阅读，不断开拓自己的思维版图。我的诗歌在题材，主题和表达等方面的最突出特点，是一直没有放弃对人性的挖掘。对当下发言的尖锐性，抒情力度和对现实的指归的力度，我力求做得更好。这需要我继续加强阅读，提高写作难度，同时对自己的创作还要有一定的自律要求。
诗永远不会消失，它可以暂时蒙尘，但不会永远蒙尘。它于我，不会背离与怀疑。我于它，是发现和看见它背面的“真实”。在诗歌的道路上，我将继续永不止息的寻找。我想，我还会走下去，让心灵的绿藤伸向更深远的地方。哦，不，我更想做只鹰，从天上俯视大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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